红色家书第八期|“宁死而不求虚伪、卑污、罪恶的自由”—邹子侃给父亲的信

江西省德安县人民医院


   2018年3月24日,省委书记、省长刘奇在井冈山调研时偶然间读到《红色家书》,不忍释手、动情落泪、彻夜难眠。在基层和机关调研走访时,他多次向全省党员干部推荐该书,并发出号召:“每位同志都要认真读一读红色家书。”

今天第三期给大家带来的是,邓恩铭给母亲的信“诀别”。

第八期
 

    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:宁死而不求虚伪、卑污、罪恶的自由”—邹子侃给父亲的信

邹子侃(1912一1932)

浙江省临安人。1925年考入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。次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,担任校党支部书记,积极开展秘密工作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学校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。受上级党组织指示,参与建立杭州笕桥平民学校,被聘为校务委员,从事农民运动。同年11月10日晚,被国民党军警逮捕,后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。艰苦的监狱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猩红热肺结核,高烧昏迷,经过他父亲的竭力疏通,得以保外就医,病愈后,他毅然选择重回狱中,和难友们共同开展狱中斗争。1930年春,中共狱中特别支部成立,担任组织委员。同年底,特支进行了改组,任书记。提出了"自己救自己"的口号,积极执行党的“破狱”决定,以共产党员为骨干,发动团结了70多为难友,成立大、中、小队行动组,自己亲任总指挥,制订越狱暴动计划。1931年3月,由于叛徒出卖,暴动计划暴露,遭到传讯。面对酷刑,他坚不吐实,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。1932年2月2日深夜,被秘密枪杀于狱中,时年21岁。


给父亲的信

邹子侃


父亲大人膝下:

敬禀者,日昨大人来此相探,嘱男在彼狗官面前书立悔过书,以求释放出狱。舐犊情深,思之黯然。男午夜扪心自问,天良未泯,爱国无罪,今身在縲绁之中,固不知有何“过”之可“悔”!?“悔过”也者,敌人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,妄想沦全国人民于奴隶之境之大骗局耳,幸勿堕反动派之术为祷。男在狱中虽苦,尚幸灵魂洁白无瑕,故宁死而不求虚伪、卑污、罪恶的自由。大丈夫头可断,志不可屈。男非敢故违严命,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夫弟妹之亲。然为国家为革命,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望大人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,将来长大以后,一定要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。

肃此,敬请

金安


男子侃 叩上

他们的

故事

狱中特别党支部的斗争


在土地革命时期,杭州的国民党陆军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囚禁、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主要场所。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始终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,具有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,采取各种斗争方式,激励自己,团结群众,前仆后继地同反动当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,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,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。


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


浙江陆军监狱是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建造的老监狱,原是囚禁军事犯、盗匪犯及其他刑事犯的。监狱四周筑有双层高墙,设有瞭望全监的两处岗楼,狱内七重大铁门,戒备森严,共有大小牢房40间,还有一个刑场。1933年秋,浙江陆军监狱改属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直接管辖,改名为“浙江军人监狱”。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,杭州沦陷,这所反动监狱才被迫解散。

土地革命时期,国民党反动派对陆军监狱中的“政治犯”凶狠残暴,丧心病狂地进行虐待、迫害和屠杀,其手段卑鄙毒辣,令人发指。先后被囚禁在这里的“政治犯”有1500 多人,遇害的有150多人,其中有4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,即张秋人、徐英、卓兰芳和罗学瓒;还有张叔平、贝介夫、沈乐山、赵济猛、徐玮等11位省委常委、部长。身陷牢笼的共产党人采取了各种公开、半公开、秘密的特殊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,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,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。


狱中的党组织


1927年4月杭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后,浙江省和杭州市许多秘密机关相继遭到破坏,很多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入狱。1930年春正式建立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,书记徐迈进、宣传委员裘古怀、组织委员邹子侃领导狱中斗争,根据狱中的情况及时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,统一思想,统一行动,有组织地进行斗争。

狱中特别支部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关系,并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,卓兰芳指示:“组织起来,好好学习,加强对群众教育。”特支组织极为严密,党、团混合编组,被吸收参加特支的党、团员要经过严格的考查,并不是狱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特支成员。狱中联系主要利用“放风”和其他机会进行。为保证联络的安全,他们专门编了一部密语字典,将常用政治术语用生活言语代替,如外面上级党化名为“外祖母”,狱中党支部化名为“母亲”;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。这时期,狱中特别支部根据狱中的特殊情况,采取“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”的工作方针,加强党内党外的联系和团结。

1930年夏秋之间,全省各地农民暴动和工农红军的武装游击活动屡遭镇压,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捕,卓兰芳也于同年9月间在杭州被捕入狱。1931年3月26日以邹子侃为首组织领导的越狱斗争流产后,卓兰芳、邹子侃、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。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,张崇文、寿开庭、高子清、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,又先后组建了第三、四届狱中特支。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,比较明确、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组织的三大任务(即“自己解放自己,组织难友学习,改善囚徒生活”)和四项策略(即“打破消息封锁、争取看守同情、坚持过集体生活、打叛徒”)。狱中特支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。


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


1930年春夏之交,中共中央通过了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案,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领导总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。狱中特支受上级指示,要求配合狱外的土地革命。5月12日,不少难友反对军法处长到监房训话,并提出买书、发书等要求。狱方借口“违反监规”,布置好审讯场面,把裘古怀、鲍悲国、杨晟、陈琳、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,当众用藤鞭残酷抽打。这就是五一二大拷打事件,是国民党准备迫害“政治犯”的严重信号。敌人的这种行径激起了难友的更大义惯,在特支的组织下,狱中斗争一步步高涨。

1930年7月,全国各地掀起的武装暴动,沉重地打击并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。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各地对在押的“政治犯”实行血腥屠杀。8 月27 日,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在浙江陆军监狱采取了突然行动,监狱长亲自带领军警到各牢房提人,19名“政治犯”接连被押往刑场,连续的口号声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了监狱内外,狱内各牢笼难友义愤填膺,《国际歌》声震耳欲聋,情景十分悲壮。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八二七血案。


狱中党员坚持斗争


从1929年开始,狱中党员骨干发动难友进行了多次群众性的绝食斗争。如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,全监难友一致行动,在家属探监那天绝食,提出立即宣布刑期、有病保外治疗、改善生活待遇等正义要求,通过探监家属,得到了狱外舆论的支持,取得了重大胜利。不久,他们又发动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,向狱方提出了“十大要求”,得到全体难友的支持,狱方无法驳回,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。

狱中的学习气氛很浓,党员骨干和狱中特支领导难友们学政治、学文化。他们凭记忆整理出一份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摘要,向党员们进行传达;发动难友通过各种渠道,搞到许多政治书和文艺书。这种读书学习活动,对于提高难友们的政治、文化水平,稳定革命情绪,坚定革命信念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狱中,他们还编辑了秘密刊物《火花》和《洋铁碗》。这两种刊物对传达特支意图、交流思想、组织学习和斗争,起了重要作用。他们没有在非人的生活面前折腰,仍然保持高昂的斗争情绪,创作的《囚徒歌》在狱中广为传唱,后来还传到上海、南京等地监狱中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日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。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,狱中共产党员为要求共同抗日与狱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,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下,不少革命者陆续出狱。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,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。


(摘编自吕红:《地狱·丹心·火花——记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浙江陆军监狱的辛苦斗争》,原载于浙江档案网)



【编辑/雷丹  范静   审稿/魏方明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