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六六：卧底医院，才让我看清了医院！

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，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。我惊奇地发现，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。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已经失去意义了，而生命高于一切，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。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，这么早期，近乎零的癌细胞，局部清扫一下即可，创伤小，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，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。

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，全部都是我的朋友，忠诚可靠，不涉及利益。于是我知道，排除在床位、红包、回扣等等之外，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。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：它不是 ISO9000 标准管理系统，它全凭主观和经验。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，但在治疗上，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。不同的人，标准截然不同。

因此，我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对医生的了解，很肤浅，很片面，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，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、掩盖、医药代表、过度医疗等。

2008 年夏天，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。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，他姓孔，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。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，无他，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，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，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，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，还伤身体。他的一句： “你相信我，出事我负责!” 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。

我母亲一次去见他，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，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，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，他说： “我怕里面不好。”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，脑部生长良性肿瘤，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。

母亲在上海接受了第二次手术。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。医生的共性是，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，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，难开笑脸， “冷漠” 是第一印象。他们说话谨慎，善用边缘词汇，诸如大概，可能，也许，百分比。当我开始设计 《心术》 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。他是我的朋友，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。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，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，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，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，早就被写完了。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?

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，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，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，他们是不是暗示我，我已经病入膏肓了?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，以方便榨取钱财?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。

等我转危为安以后，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。我被医院同意，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走进了医生的世界 (注：约半年)。 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。我坐在吴教授身后，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： “医生啊，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，说我有垂体瘤，麻烦你给看看。” 吴教授： “你没有垂体瘤， CT 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。” “可我为啥不怀孕呢?” “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。” “妇科大夫说了，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。” “可我说了，你没有垂体瘤。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?” “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，为啥不怀孕呢?” “同志，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?” “我不希望。” “那我跟你说了，你没有垂体瘤啊!你去妇科再看看。”……那一个下午，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。

去年我摔断胳膊，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，一种是保守治疗，让骨头长在胳膊里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。另一个是开刀治疗，取出碎片，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。正常情况下，医生会说： “我告诉你两种后果，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，我不能替你做决断。”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，我让他替我决断，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。我的信任，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，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。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。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。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，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?

信任一个人，就这么困难吗?

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。有个孩子，五岁，病毒反复感染角膜，视力迅速下降，一周前还 0.8， 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 0.1 了。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。小波和他素昧平生，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，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，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，尽早手术。

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。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，小波刚推门，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，说，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，利用职权，老是插队！那要我们拿号干吗？他一说，群情激愤。小波只好解释说，这个小孩只有五岁，马上就要失明了，要抢时间。

老头说，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？我们为做这个检查，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？谁都不能插队。

小波解释说，你能等，小孩不能等。

老头说，谁都不能等！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。

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。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： “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看不见有什么关系？他才五岁，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？”

老头拿拐杖打我，要不是小波拉着我，我肯定就煽过去了。

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，不知道他多可怜。你不拉他的手，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。后来小波跟老人说，你先看，你看完了我们再看。

老头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就是维护正义的。我不看，我看在这里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。

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。也许是自己有儿子，不忍心看小孩受罪。

小波说，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他为此难受了很久。有个小孩做手术，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，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，第二天上了手术台，又撤下来，因为完全没视力了。对小孩而言，时间就是视力。他到现在都在自责，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……

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，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。

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。

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。

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，就是这样毁坏的。

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，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。

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最后关头奇迹发生。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，救回来了。连医生都擦着汗说： “他命大！”

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，对医生要多些感恩，少些责难，要知道，神明再保佑，医生放弃治疗，管子一拔，啥都没了。

在医院呆的这一段，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，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，医生护士再委屈，内心里是有杆秤的，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，纠缠，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。 《圣经》 上说，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， FAITH (信)， HOPE (望)， LOVE (爱)。 我认为，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，就是医院。

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，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，因为费时又费力，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。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!他答我： “我练手艺，艺不压身。” 后来熟了以后，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，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，一块脑膜要八千多元，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，替他省了。他做这样的好事，躺在病床上的病人，永远不会知道，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。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，又多话好问，这样的事就湮灭了。我知他也拿红包，也拿回扣，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，但同时，他和他的同事们，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。

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医保制度，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，由病患自己选择，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，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，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，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，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;那么，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，就不会再把原属于制度的问题，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。

以上的东西写的太肤浅！还是说点真的。

我作为一个以医生为职业的博士、专家，我觉得我有权说两句比 《心术》 更正确深刻的话，说给政府和病人听 (所有人都会最终死在医院)。

 

第一，中国的医生都应该博士毕业，中国的医学院应该控制招生人数，量出为入 (学习台湾);

 

第二，中国医生应该只挣诊费，普通号 50 元，专家号 100、 200 元，诊费都给医生 (因为这是医生的知识价值);

 

第三，政府应该立法保护医生护士的绝对权利、尊严、基本生活条件，别拿着老百姓的税去睡赵红霞;

 

第四，其实，傻子都知道，这个社会，医生和护士的心是最善良的了，如果，得不到医护人员的支持，所有医改都是一厢情愿，纸上谈兵。

 

第五，希望政府、法院、媒体、病人不要惹医护人员，虽然医生手里没有枪 (警察和军人有)， 看起来很柔弱，但是别忘了蔫人出豹子，当社会既不在名誉上尊重他们，又在生活条件上不给保障，政府拴对儿 (引导媒体制造假象：医疗贵都是医生弄的，其实钱绝大部分都上交给国家，呵呵，国家不仅房地产挣钱，连病人和死人也绝不放过，真是国富民穷啊，还让老百姓赈灾捐款啊?)， 以平息老百姓的怨气。

医生高风险、低收入、没尊严、法院联合医闹又在欺负医生护士。部分人渣 (该得病做为报应的) 病人对医生又打又骂又杀的时候，记住一句话：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；出来混的，你早晚要还的。医生没有好下场，你们想病人会有好下场吗?

作为社会，最大的悲哀就是社会秩序的颠倒！每个人 (包括公务员和病人) 必将为此付出代价!

作为医生才知道这段文字的无奈与心酸！

我所认识的医生朋友们，我爱你们！